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论赵执信诗论兼谈赵执信对王士旗的批评-【xinwen】

发布时间:2021-10-12 11:04:09 阅读: 来源:欧式琉璃瓦厂家

论赵执信诗论—兼谈赵执信对王士旗的批评

赵执信对王士稹的批评,历来看法不一。王士稹诗论的出现,在一定程度上顺应了时代要求和统治需要,但自身也存在不足。赵执信对王士稹批评的本质在于对诗歌本质的认识上,赵执信针对王士稹诗歌及其诗论缺真的现象,非常重视对诗歌本质——“真”的认识,指出了诗之“道”的内在因子;针对当时王士稹诗论造成的负面影响,即诗坛形式主义、宗派主义风气的产生,又重视诗歌的表现形式,主张诗歌风格的多样化。从而表达了自己对诗歌的认识。

赵执信(1662—1744),字伸符,号秋谷,晚号饴山老人,山东益都(今淄博)人。在诗史上以对王士稹的批评而著名,对此,历来看法不一:有为赵执信申辩的:“相传(赵执信)所著《谈龙录》痛诋阮亭,余索观之,亦无甚抵牾。”Il有批评赵执信的:“(赵执信)生平与阮亭不睦,至作《谈龙录》以诮之。然集矢阮亭,而于海虞二冯服膺推崇,竟欲铸金以事,癖同嗜痂,令人莫解。岂以二冯持论偏刻,巧于苛议前哲,轻于诋訾时流,天性相近,故易于契合耶!”“(赵执信)以此才訾警当代人物,直谓‘蜉蝣撼大树,可笑不自量’也。”‘3有调停二者的:“王以神韵缥缈为宗,赵以思路剿刻为主。王之规模阔于赵,而流弊伤于肤廓;赵之才力锐于王,而末流病于纤小。使两家互救其短,乃可以各见所长,正不必论甘而忌辛,好丹而非素也。”f4】】。对于赵执信对王士稹的批评,应该从二者产生的诗史契机,及二者诗论的本质出发,实事求是地加以分析,而不应从个人喜好出发,以偏赅全,甚至进行人身攻击。

“神韵”说的出现有其诗史契机,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一七二中有一段话很值得重视:平心而论,当我朝开国之初,人皆厌明代王李之肤廓,钟谭之纤仄,于是谈诗者竞尚宋元。即而宋诗质直,流为有韵之语录;元诗缛艳,流为对句之小词。于是,士稹等以清新俊逸之才,范水模山,披风抹月,倡天下以‘不著一字,尽得风流’之说,天下遂翕然应之。[41

该段关于清初诗风的评论未必尽符诗史。如遗民诗人就有感于亡国之痛,以诗歌来抒发一己之悲,情感真挚,非为“有韵之语录”,“对句之小词”也。当然,论者也看到了清初诗坛矫枉过正之弊。但是,该段论述提供了一条线索:即王士稹“神韵”说的提出有其自觉的艺术追求。王士稹是非常清楚诗歌因变中的得与失的,因此提出了新的诗歌审美标准,以期为纷乱的诗坛树立一个新的模范。其“不著一字,尽得风流”的“神韵”说确有别于七子的“肤廓”、竟陵的“纤仄”,给诗坛带来一股清新之风,克服了审美疲劳,深得大众拥护,王士稹遂成诗坛盟主:“诗格风流,吐辞修洁,倡为神韵之说,声气复足以张之,遂至名盛一时。洎乎晚岁,篇章愈富,名位愈高,海内能诗者,几无不出其门下。主持风雅,近五十年。”fsj王士稹“神韵”说的提出既是诗歌艺术上的一次自觉拨正,更是特定时代背景下与政治的契合,至康熙中后期,易代之际的残酷斗争渐趋消竭,清统治者正在加强“文治”,文化上的怀柔政策是消解汉族知识分子“夷夏之防”的一把利剑,因此,在特定的时空背景下王士稹之“神韵”说的出现确有其必要性。对此,陈维嵩《迦陵文集》卷一《王阮亭诗集序》中的话颇中肯綮:

五六十年以来,先民之比兴尽矣!幻渺者调既杂于商角,而亢戾者声直中夫捭铎,淫哇噍杀,弹之而不成声……新城王阮亭先生,性情柔淡,披服典茂。其为诗歌也,温而能丽,娴雅而多则。览其义者,冲融懿美,如在成周极盛之时焉……阮亭先生既振兴诗教于上,而变风变雅之音渐以不作。读是集也,为我告采风者日:劳苦诸父老,天下且太平。诗其先告我矣。[61

清初的五六十年内,天下渐趋太平,遗民渐渐退出历史的舞台,因此,“先民之比兴尽矣”也是必然的。阮亭“性情柔淡”的个性,“温而能丽”的诗歌确实能符合清统治者的要求,而且其终的效果也使“变风变雅之音不作”。因此,可以说,王士稹及其“神韵”说是诗人自觉的审美追求与特定的政治要求相契合产生的,有其特定的诗史契机!

虽然“神韵”说轰动一时,但是每个人具体的身世、个性又在努力抵抗着“神韵”说的一统天下,因此出现与“神韵”说不和谐的现象是诗史的必然,也是诗歌取得长足进步的动力!正如“神韵”说取代前人而崛起一样,“神韵”说自身的不足决定了必有其他之说进行矫正!诗歌就在这种因变中获得长足的进步,这是诗歌发展的内在规律。因此,可以这样说,赵执信及其诗论的出现也有其诗史契机的,是对渔洋诗论的一种全面反思,而且由于赵执信的淹蹇官场,因而其诗论相较渔洋诗论减少了政治的影响。赵执信对王士稹诗论最大的补弊是在对诗歌的本质的认识上。

论者多认为王士稹诗多重形式,缺乏性情。对这个问题,需谨慎对待。沈德潜有言,日:“或谓渔洋獭祭之工太多,性灵反为书卷所掩,故尔雅有余,而莽苍之气,道折之力,往往不及古人。老杜之悲壮沉郁,每在乱头粗服中也。应之日:‘是则然矣。’然独不日:‘欢娱难工,愁苦易好。安能使处太平之盛者,强作无病呻吟乎?”,’’】6沈德潜于他人对王士稹的看法提出了自己的意见:认为渔洋的诗作不是无病呻吟,相反是太平盛世之音,沈的看法有一定的道理。不置可否,渔洋的诗作是符合盛世要求的,而且其也有性情之作。然渔洋为了标榜“神韵”说,尤用力于谴词造句,以求营构神思缥缈、无迹可求的境界,但同时这种在很大程度上刻意所造的诗境难免掩盖了诗人的性情,给读者的印象在很大程度上是失“真”,秋谷抓住这一点进行了批评:

司寇昔以少詹事兼翰林侍讲学士,奉使祭告南海,著《南海集》,其首章《留别相送诸子》云:“芦沟桥上望,落日风尘昏。万里自兹始,孤怀谁与论?”叉云:“此去珠江水,相思寄断猿。”不识谪宦迁客,更作何语!其次章《与友夜话》云:“寒宵共杯酒。一笑失穷途。”穷途定何许?非所谓诗中无人者耶![Sl

此时的王士稹正是仕途酣畅之际却强作“谪宦迁客”之语,诗歌意境虽然很有神韵的味道,却失去了真性情,是为矫情之作,秋谷的“非所谓诗中无人者耶!”可谓一针见血!

围 绕王士稹诗歌及其诗论失真的现象,秋谷对诗歌的本质——“真”极为重视。首先,秋谷非常注重诗之“道”。他在《田文端公遗诗序》中日:“盖有德者之言,诚立而后辞修,固非剽窃声貌者比……余谓诗之道至宋而衰,至明而日以澌灭。凡由词臣而入殿阁者,人有一集,篇章杂糅,以百千计,其传者百不一二。”(《饴山文集》卷二)[91粥诗必须“诚立而后辞修”,无真性情而“剽窃声貌者”皆为伪作,诗之“道”即为诗人的真性情。进而秋谷以真性情出发对“温柔敦厚”的诗教进行了重大的发挥,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:一是对“礼义”观的发挥;二是对“诗言志”的发挥。秋谷有言:“诗固自有其礼义也。今夫喜者不可为泣涕,悲者不可为欢笑,此礼义也。富贵者不可语寒陋,贫贱者不可语侈大,推而论之,无非礼义也。其细焉者,文字必相从顺,意兴必相附属,亦礼义也。是乌能以不止耶!”[Sl’且看:喜不为悲,悲不为笑,富不语陋,贫不侈大,此之皆为“礼义”,亦即人之真性情。又日:“诗以言志,志不可伪托。吾缘其词以觇其志,虽《传》所称赋列国之诗,尤可测识也,矧其所自为者耶!今则不然:诗特传舍,而字句过客也,虽使前贤复起,乌测其志之所在?”[Sl“诗以言志”,此中之志当指“自为者”之真性情。由此,秋谷从诗之“道”出发,借“诗教”来批评今日“风流相尚”不道真性情的风气,可谓掷地有声:

“诗之为道也,非徒以风流相尚而已,记日:‘温柔敦厚,诗教也。’冯先生恒以规人。小序日:‘发乎情,止乎礼义。’余谓斯言也,真今日之针砭矣夫。”[8]

其次,从诗之“道”——真性情出发,秋谷正面提出了诗之“道”的内在因质。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:第一,诗中须有人在,这是对孟子“知人论世”说的发展。秋谷日:“夫必使后世因其诗以知其人,而兼可以论其世,是又与于礼义之大者也。若言与心违,而又与其时与地不相蒙也,将安所得知之而论之?”{8l诗中惟有表现诗人的真性情和时代特点才不是“言与心违”,其“人”当指诗人的真性情,其锋芒直指失“真”无“人”的文饰之作,有其针对性和现实性。第二,诗外尚有事在也。王士稹力主“不著一字,尽得风流”的“神韵”说,在其营构的缥缈诗境中诗人的真性情淹没无遗,秋谷特拈出“诗外尚有事在也”以对抗。秋谷在《谈龙录》第十五则中说:“诗人贵知学,尤贵知道。东坡论少陵诗外尚有事在也。刘宾客诗云:‘沉舟侧畔千帆过,病树前头万木春’,有道之言也。白傅极推之。余尝举似阮翁,答日:‘我所不解’。阮翁酷不喜少陵,特不敢显攻之,每举杨大年‘村夫子’之目以语客……”{8lm此“诗外尚有事在”应指诗应有思想内容及表现诗人的真性情。王士稹不喜少陵诗,不解“沉舟侧畔千帆过,病树前头万木春”只能说明王士稹的诗歌与现实生活、个人性情的距离有多么的大!第三,文以意为主,以言语为役。这是借《金史·文艺传》中周昂的话来引述自己的观点。赵执信说:“余读《金史·文艺传》,真定周昂德卿之言日:‘文章工于外而拙于内者,可以惊四筵而不可以适独坐,可以取口称而不可以得首肯。’又云:‘文以意为主,以言语为役。主强而役弱,则无令不从。今人往往骄其所役,至跋扈难制,甚者反役其主,虽极词语之工,岂文之正哉!”【。l秋谷认为诗歌首先要表现诗人的真性情,语言只能为表达情感服务,如果“反役其主”,那么只能是伪饰之作。为此,他在《七夕雨饮松皋舍人分韵得九佳》中批评了形式主义风气:“词场近来盛稂莠,虽有条蔓亡根蓑。楚相衣冠惑左右,狡黠终是输优俳。”

秋谷在提倡诗歌的本质——诗之“真”的前提下,也非常注重诗歌的表现形式。他人所谓的“诗品奔放有余,不取蕴酿”门】2的评价失之偏颇。秋谷有日:“吾第问吾之神与其形,若衣冠,听人之指似可矣。如米元章著唐人衣冠,故元章也。苟神与形优矣,无所著而非优也。””可见,秋谷非常注重神与形的统一,非常注重诗歌的表现形式。他在《谈龙录》第七则中引申吴修龄的话日:“修龄又云:‘意喻之米,文则炊而为饭,诗则酿而为酒。饭不变米形,酒则变尽。啖饭则饱,饮酒则醉。醉则忧者以乐,喜者以悲,有不知其所以然者。如《凯风》、《小弁》之意,断不可以文章之道平直出之也。’至哉言乎!”{8l诗人非常认同诗“断不可以文章之道平直出之”,认为诗需讲究含蓄形象,曲折生动,这表明秋谷对诗歌的艺术表现规律是深有体会的。

同时,秋谷又主张诗歌风格的多样化。他的诗并非一昧为“思路刘刻”{41之作,也有含蓄蕴藉之作。他自己也认为:“始学为诗,期于达意。久而简淡高远,兴寄微妙,乃可贵尚。所谓言见于此起意在彼,长言之不足而咏歌之者也。若相竞以多,意以尽而尤刺刺不休,不忆祖咏之赋《终南积雪》乎!”[8Il秋谷也主张“简淡高远”、“兴寄微妙”之境,不也是有几分神韵的特色吗?他不满于王士稹将“神韵”说推向极至的做法:“司空表圣云:‘味在酸咸之外。’概而论之,岂有无味之诗乎哉?观其所第二十四诗品,设格甚宽,后人得以各从其所近,非第以‘不著一字,尽得风流’为极则也。”{8l¨以渔洋所推重的沧浪之语来纠渔洋之失,堪称一绝。风格的单一只能造成诗坛的形式主义之风、宗派主义之风的盛行,因此,秋谷极力批评渔洋的做法:“渔洋诗翁老于事,一一狎视海鸟翔。赏拔题品什六七,时放瓦釜参宫商……”(《题大木所寄<晴川集)后》)

谈及此,可以明白:秋谷与渔洋的论争,并非出于秋谷的个人恩怨,而是秋谷以“他年自携三万首,要向君论雁抗行”(《题大木所寄<晴川集)后》)[9]的自觉的思辨、无畏的勇气来抗击当时诗坛的形式主义、宗派主义诗风。秋谷对诗歌的本质、诗歌的表现形式的深入论述,对探清诗歌的本质规律有很大的帮助。同时,在秋谷与渔洋的论争中诗歌获得了前进的动力,诗史中“因变”二律背反的规律也得以延续下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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